我请教过不少文化人，什么是文化？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这给了我勇气，也提出一个自己的认识：文化是那些由人创造的、能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东西。中国科学院的文化就应该是那些影响了我们科学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东西。

　　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向善的文化引导人向善，创新的文化引导人探索，自由的文化引导人自在，只有自在、向善的人才可能创新。

　　我在中国科学院的文化中沐浴了35年，静心思考那些影响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点点滴滴，发现正是这些浸透了文化的琐事影响着我，使我可以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观察科学院的文化并诉说我对科学院文化创新的期待。

　　礼贤下士 以人为本 

　　童秉纲院士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十几年前有一次去科大专家楼，我跟在他后面约十步之远，他推门进去，回头看到我便拉住了门等着我，我惶恐极了，赶紧跑过去，他向我点点头，我却忘了说声谢谢。

　　有一次，我去科学院，在一楼电梯门口，我看到白春礼副院长也过来了，他向我点头致意。他显然不认识我这个难得上科学院的人，身上凭添了一丝暖意。

　　还有一次陪客人去赴宴，只要到一辆车，我请郭传杰书记陪三位客人，我去赶出租车。走到校门口，却看到小车停在面前，郭书记让我坐到前排，笑称我的体积大。我推辞不过，坐上去，看到一位副部级、三位所长主任挤在后排。一介布衣的我深为感动，觉得这有点去行政化的延安文化。

　　这些芝麻小事印证了内在人格与人品的外在闪光，学着做起来很容易，但是能做到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少了。我们的眼睛如果只看到上面，看不到下面，我们就丢掉了民主的文化。这些小事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行为方式，我学会了尊重人，不仅要尊重领导、院士，也要尊重实验员、学生和食堂工人。进出大楼，我向门卫点头致意，在科大，每年元旦我只给门卫和保洁工送去贺年卡，在他们的脸上我感到一种得到尊重的温暖。他们不知道，这来源于科学院的文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应是以每一个个体的人为本，“人”不是抽象的概念，以人为本也不能理解为以人才为本，人才也不仅仅是社会精英、院士、千人、百人。在孟尝君那里，鸡鸣狗盗之徒也是人才，因为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发挥作用。因此，在不同岗位的副研、助研，为科学院所需要的，负责任的技术员、实验员、磨片工人，都是人才。人才有级别之分，但都理应得到尊重和爱惜。科学院应该营造一种氛围：“人人皆成才”、“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倡导的这种人才观，如能在科学院蔚然成风，科学院就更加和谐，更有文化了。

　　包容是智慧的文化 

　　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性格，我的个性敏感而刚烈。有朋友对我说，你要是在社会上是很难混得下去的。我听后深以为然。

　　十一年前，中国科大校党委书记汤洪高打电话向我了解一个情况，当时我非常生气，声色俱厉地向他发火并且掼了电话，事后确实有点惴惴不安。过了两天，他派组织部长来找我谈话，做了解释工作，我感到安心了。在其后的几年中，我没有感到任何打击报复。在他退休的时候，我声明自费请他吃饭，他来了，相聚甚欢。他至今都不知道，我是在为自己的敏感道歉，并向他的雅量表示敬意。现在或许年龄大了，或许是阅历多了，我不大愿意再得罪领导了。其实，包容是一种文化，包容的回报是尊重，科学院应该弘扬包容的文化。

　　我是非常幸运的，被我顶撞过的院士不少，让我意外的是，他们都没有计较我的牛脾气，并且在关键的时候，给了我实质性的工作支持。那些存在记忆中的故事，回想起来，惭愧之余更有几多温暖。现在，我有时会同情那些在领导、权威面前唯唯诺诺的学者们。只有在领导和权威们的面前直得起腰来，正直做人，我们才有可能做出有品味的工作，当然这需要宽松的学术文化。我在想，如果没有时任资环局长秦大河的宽容，在我冒犯他之后却从他的创新课题中得到50万元经费，我的极地研究将难以为继；如果没有苏纪兰院士的指导和安芷生院士的鼎力支持，我很难开展南海的研究，在冒犯他们之后，我却连续两次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回忆往事，我感到心有余悸，现在我还敢吗？确实，也许我不会了。我期待，科学院包容的文化能发扬光大，我的小团队得益于这种文化，民主、自由、和谐的学术氛围形成了，年轻人都不怕我，因为我不会打击和压制他们，这是科学院传统文化的结果。

　　现在，数SCI论文数是提职、评审的基本根据，而职称和成果奖是与位子、房子和票子挂钩的。成果的低水平重复，学术腐败，论文造假、抄袭，其源盖出于此，职能部门搞出的各种量化表格，给管理者提供了方便，却低估了评审专家们的学术智慧。记得有一次，在基金项目中期评估的会议上，有一位院士对一位声称将要发表多少篇SCI论文的学者问了一个问题：你应该告诉我们，你将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出现重要发现，没有发现，你发那么多论文干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那些埋头苦干、啃硬骨头的科学家，要宽容探索中的失败，注重发现、善待那些十年磨一剑的人。要包容那些有刺的、木讷的、古怪的的人。在老一代的学术大师中，这种人并不少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科大学生中，此类怪人、狂人不少，后来证明，他们都成才了。

　　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  

　　一个新的发现可能源于一个灵感的火花，它还需要在经历曲折的漫长隧道后才能见到亮光，这需要冷静，需要摸索。要给这些没有光环的，在阴冷的隧道中前进的人提供水和粮食，在快出隧道前拉他们一把，免得倒下去，这些人有可能是成大气候的人。

　　2010年，科学院资环局给了科大地学院500万的特别创新经费，用来支持副教授以下的有创新思路的年轻人，我们戏称为“扶贫”项目，十几位年轻学者获得了资助。这是丁仲礼副院长上台后的一项新政。

　　我曾是雪中送炭的受益者，所以特别欣赏这样的新政。二十年前，南京土壤所的邢光熹教授任科学院土壤圈开放实验室副主任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请他支持我探讨南方小型高硫煤矿与南方酸雨之间的关系和硫的界面循环。当时我申请不到项目，我幸运地得到了两万元资助，这使得我从地质学进入了环境研究的领域，并发表了三篇有独立观点的文章，它们成了我进入极地的敲门砖，这两万元资助一直让我心存感激。

　　第二次雪中送炭的是国家自然基金委的一项新政策带来的：支持非共识项目以及科学院的创新项目。我们的极地和南海生态地质学研究能够取得一系列的原创性成果并在《Nature》、《Nature•Communication》和《Nature•Geoscience》（待刊）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并引起关注，根本上都是源于科学院的开放文化。我们这个研究小组，没有院士，没有“长”，但是我们也有发展的空间，今年，科大特别扶持了我们极地科学这个唯一的特色学科。我们没有很多经费，几乎没有高精尖的仪器设备，但是，我们得到了科学院开放实验室的支持，广州地化所、青岛海洋所、北京生态环境中心、地环所、土壤所、寒旱所都为我们提供了宽广的平台。

　　开放为创新提供了舞台，领导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重点领域、投向已经做出大成就的学者是对的，但是，也要关注小人物，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关注新兴的科学领域，让他们有机会脱颖而出。

　　淡泊宁静出大师  

　　年轻时，一位长者送我一句诸葛亮的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当时，我反问了一句：淡泊何以明志，宁静何以致远？他说，你慢慢的就懂了。

　　几十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我们从革命的喧嚣进入了发展的浪潮中，深感淡泊宁静的道理。

　　创造性从哪里来？外界的强迫会产生创造性成果，但不会持久；轰轰烈烈也会产生奇迹，但多半是昙花一现；我们需要安静、宽松的环境。陈省身先生给南开高等物理所所长说了一句言简意赅的话：“ 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这九字真言是对太多会议、计划的一种率真的批评。现在，学者们满天飞，到处开会、评审、报告已经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同一个研究方向，有的学者可以拿到多个国家研究项目，经费多的令人咋舌，只要看一看一篇文章下面有多少个项目资助就清楚了。这些人通常都是有后台、有官位的，这助长了一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环境，年轻人小有成就便谋求当官，当了官便有了资源，有了资源“学术成就”便自然形成了，这助长了浮躁的风气。这种现象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科学院应该抑制这种风气，让科学家回到书桌，回到实验室去，让有管理能力的、学有所成的学者们去做管理和规划的战略性研究工作，把他们从具体的研究课题中解脱出来，让科学院的每一个人都去谋事而不是谋人。人各有志，人各有位，只有谋事不成的危机感而没有公关的诸多烦恼。

　　我曾力邀一位很有学术成就的学者回母校，他告诉我，他的性格内向，不善于处理人事关系。还有一位在澳大利亚已拿到讲席教授的学者则相反，他脾气大喜欢在学术问题上直言不讳，他觉得我们的文化不适宜他这种人发展。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呢？继承科学院的传统文化，发扬创新文化，让学者们抵御越来越多的名利诱惑，让各种各样的光环暗淡下来，返璞归真，淡泊宁静下来。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其实是“皇帝的新衣”，是不难破题的。那就是我们欠缺包容、民主、自由、宁静的学术文化，在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可操作的层面做得还不够。

　　结语  

　　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形成什么样的风气，什么样的风气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应该独领风骚，倡导华罗庚、刘东生、施雅风先生那样优雅的学者风范。科学家的风骨是靠文化滋润的，文化的餐桌上可以有茅台、有山珍海味这些美食文化，还可以有子曰离骚、琴棋书画；可以有红歌飘逸，还可以有“春江花月夜”、“今夜无人入睡”。多样性的文化滋润多样性的人，多样性的人散发出多样性的、和而不同的和谐风气。在这样的风气中，我们能不陶醉？能不神清气爽？能不在科学的象牙塔里看到一棵棵参天大树在茂盛的热带雨林中拔地而起！

　　我期待中国科学院的新文化融入中国科学院的风气中，这是我的期待，相信这也是中国科学院这个大家庭里许多人的期待。